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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帝书法与探求治道(2021年第2期)
作者:常建华 责编:

来源:中华文史网  发布时间:2021-03-03  点击量: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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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帝幼习书法,将书法视作圣学修养,更作为认同儒学的一种表现。三藩初定后,他提到“治道首崇儒雅”,“今四方渐定,正宜振兴文教,翰林官有长于词赋及书法佳者,令缮写陆续进呈”,意在以文化认同表达清朝统治的政治合法性。

一、南书房书事

从康熙十年(1671)到十六年,康熙帝专门向承袭明代董其昌书风的沈荃学习。北京故宫博物院现存的康熙书法作品,也是始于康熙十年,反映了他研习书法进入了新阶段,也与这一年开经筵、行日讲和设文学侍从有关。

康熙十六年设南书房,初期活动主要是讨论经史、研习唐诗、欣赏诗词与创作练习。陪侍皇帝观书写字,是南书房翰林的主要任务之一。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康熙帝赐观内府珍藏王羲之真迹三轴,怀素真迹二轴,颜真卿真迹二轴,苏轼真迹二轴,蔡襄真迹一轴,黄庭坚真迹一轴,米芾真迹一轴,朱熹真迹一轴,赵孟頫真迹二轴,周文矩画董其昌字共一轴,宋初拓《淳化阁帖》全部。以上皆书法极品,张英等称千载奇遇。二十三日,临摹王羲之《乐毅论》小楷。二十四日,命高士奇侍观《御制元旦进衣太皇太后前表文》,高士奇赞曰:“皇上楷书深得《乐毅论》兼黄庭坚笔法。”康熙帝则说:“朕向来作书,必连书数十字,然后取古人法帖证之,豁然有会。”

南书房以书法知名者除高士奇外,还有沈荃、沈宗敬父子等人。沈荃久值南书房,康熙帝多次召入内殿,讨论古今书法,凡御制碑版及殿廷屏障,常令其书写。沈荃“每侍圣祖书,下笔即指其弊,兼析其由,上愈嘉其忠益”。康熙帝向沈荃学书也留下佳话,据说沈荃“尝于御前临米海岳帖,上见其笔秃,取凤管一,亲吮毫以授”。

四十一年十一月初八日,康熙帝命将御书1427幅展阅分类,以备颁赐。翰林院编修査慎行参与其中并作《南书房敬观宸翰恭纪》,称赞皇帝书法“冠绝千古”,“于晋魏六朝以逮唐宋元明诸臣名迹,无不手模心赏,要皆弃所短而取所长,集古今之大成,为帝书之第一,而纸尾必署云,临某某书,我皇上圣不自圣”。

二、教子习书

康熙帝重视皇子特别是皇太子的书法练习,要求他们“晨夕侍朕习学”,日以为念,即一字一画无不躬亲详示,勤加训诲。

康熙二十五年,皇太子允礽十三岁,康熙帝对大学士勒德洪等说:“今皇太子自六岁至今,所写满汉字一并发出,尔等传詹事会同较阅,将不到处来奏。”起居注记载,太子所写满字书《贞观政要》和汉字书《古人格言》“书法端重藏锋,俨然名帖。每张皆皇上逐日朱笔点阅者”。太子勤奋好学,历年亲写所读书本及临摹楷法,大小字有八竹箧之多。尽管臣下对允礽书法的评价有过誉之嫌,但自幼在皇父及老师汤斌等督促下练习,皇太子习书上乘,当是事实。

四十一年九月,允礽患病滞留德州期间,康熙帝与大臣交流书法经验,特命内侍引诸臣至行宫左厢,看视皇四子、皇十三子书联。可见他们的字是拿得出手的,也说明康熙帝教子有方。康熙五十七年两广总督杨琳请安,朱批:“朕安。广东地方苦热非常,特赐御书扇并三阿哥、四阿哥、十阿哥书扇各一柄去,不必具折谢恩。”

康熙帝对皇子练习书法要求严格,皇九子允禟的管家秦道然曾说:“圣祖嫌八爷的字不好,命他一日必要写十幅呈览,八爷不耐烦写,央人代写了欺诳圣祖。”皇子中最不辜负皇父要求的是后来继位的雍正帝,他曾经说:“朕早蒙皇考庭训,仿学御书,常荷嘉奖。”

三、赐臣御书

三藩之乱平定后,清廷治国从军事转向内政,重视吏治问题。二十一年五月,康熙帝御书“清慎勤”三大字,颁发直隶各省督抚。此一御书实为官箴,表达了他对于清廉政治的期望。

康熙帝单独御赐督抚书法,集中在康熙五十年之后。康熙帝不时巡幸畿辅,视察水利工程,还在保定白洋淀一带打水围,既是操练也是娱乐。直隶巡抚赵弘燮承担扈从与接待任务,君臣交往,互动较多。在康熙帝眼里,赵弘燮出身勋臣世家,对于清朝与他本人忠心耿耿,赏赐也颇多。赵弘燮将康熙帝御赐匾额、对联挂于保定的巡抚衙门内,还把御赐诗文送回宁夏老家刻石保存纪念。

赏赐阁臣御书时,君臣之间往往讨论书法。二十四年四月十二日,康熙帝召大学士明珠、学士常书、詹事朱马泰至殿前,出为已故江南总督于成龙御制亲书碑文以示,并传谕:“朕素留心书法,兹在外间中书此笔墨,尚欠精良,特赐尔等阅之。”阁臣赞扬康熙帝的书法得到古代书法名家的精髓,请将御制于成龙碑文镌石颁给诸臣。步军统领隆科多负责京师安全,受康熙帝信任。康熙帝曾赏隆科多“御书奇字扇”,隆科多则说“见字体美观,且苍劲有力,由此可知圣躬福寿安康,奴才不胜欢悦”。

四、赐匾文化场所(一)赐匾教育机构与祠庙

康熙帝赐匾文化场所,表达对儒学正统意识形态的尊崇,以自己深厚的汉文化修养,隐喻统治国家的合法性。

康熙二十三年东巡曲阜,拜谒孔庙,赐匾“万世师表”,标志着尊孔与崇儒进入新的阶段。二十五年,应湖南布政使张仲举疏请,御书“学达性天”四字匾额,颁发宋儒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朱熹祠堂及白鹿洞书院。又以湖南长沙岳麓书院为宋儒张栻、朱熹讲学之所,一体给匾,并颁《日讲解义》经史诸书,表达了对于宋儒的尊敬与儒家文化的认同。

赐御书于名公巨儒祠庙。二十六年五月,康熙帝为周公庙碑、孔子庙碑、孟子庙碑分别亲书碑文。四十二年六月,康熙帝御书“阐道醇儒”匾额,命悬直隶景州董仲舒庙。四十四年又从福建学政沈涵请,御书“程氏正宗”匾额,令悬杨时祠;“奥学清节”匾额,令悬罗从彦祠;“静中气象”匾额,令悬李侗祠;“霜松雪柏”匾额,令悬胡安国祠;“紫阳羽翼”匾额,令悬蔡元定祠;“学阐图畴”匾额,令悬蔡沉祠;“力明正学”匾额,令悬真德秀祠。

给京师的标志性文化教育机构赏赐御书自然不可缺少。四十一年七月,御书“广育人才”扁额,赐顺天府义学悬挂。四十四年十一月,国子监告成,御书“彝伦堂”匾额悬之。

对于地方书院也赏赐御书以资鼓励。五十四年十月徐元梦到任浙江巡抚,修缮旧书院,拣选各府县士子读书,特向康熙帝求匾字求书。不久得到御笔匾一,《渊鉴》及法帖一套,《孝经》法帖一卷,《古文渊鉴》一部,《渊鉴类函》一部,《日讲四书》《易经》《书经》各一部。六十一年九月,御书“学道还淳”匾额,命江苏巡抚吴存礼悬于苏州府紫阳书院。

(二)赐额五台山等佛教名山寺庙

山西五台山又名清凉山,早在康熙十七年五月初十日,康熙帝即召高士奇至懋勤殿,侍帝书“五台圣境”四大字,并差人到五台山菩萨顶送去御笔匾额。

二十二年二月,康熙帝首次到五台山,随差的偏峨、佛保领各行匠役到各寺度量尺寸,以便赐匾赐幡。据《清凉山新志》载,“康熙二十二年圣驾巡历清凉山,琳宫梵宇遍加修葺,洒翰赐额,流辉五顶,勒铭刊碣,永垂忆禩,诚为千古旷典”。扈从康熙帝的高士奇提到“上亲题御书,分赐诸寺,天章瑰丽,炳烛名山,隆古所未有也”。据记载,康熙帝所赐御书匾额有51个之多,其中菩萨顶的“灵峰胜境”“五台圣境”御题不仅保留至今,而且成为五台山的标志性符号。

康熙帝为五台山寺庙所写碑文有南台普济寺、东台望海寺、东台演教寺、北台灵应寺、西台法雷寺、菩萨顶大文殊院、射虎川台麓寺、殊像寺、碧山寺、台麓寺、罗睺寺、涌泉寺、广宗寺、显通寺、棲贤寺、中台菩萨顶、白云寺等17块。其中康熙三十九年殊像寺、碧山寺碑文,四十年台麓寺碑文,四十一年罗睺寺、四十四年涌泉寺碑文,四十六年白云寺碑文,均由来自内廷的刻字高手“内务府序班”梅裕凤勒石美化。

(三)御赐专祠、名胜书法

对于为朝廷尽忠的大臣,康熙帝也御赐表彰。三十四年,专祠致祭原任福建总督范承谟,因其“遭遇耿逆之变,守节尽忠”,乃御书“忠贞炳日”匾额,赍敕到闽,悬挂专祠。专祠致祭巡海道副使陈启泰,特赐御书匾额“忠毅流芳”。三十七年七月,允贵州布政使王毓贤请,建其父原任四川提督王之鼎祠于殉节地贵阳府,御书赐额“忠节垂芳”。四十四年六月,从工部员外郎高其佩请,康熙帝御书“荩忱义烈”匾额,“赐殉耿逆之难原任江西建昌府知府高天爵”。四十六年,浙江巡抚线一信疏请建双忠祠于温州,纪念三藩之乱时矢守孤城、慷慨授命的原任温处道陈丹赤、永嘉县知县马琾,遂赐御书匾额。

康熙帝也为庙宇祠堂及名胜之地赐匾题字。二十五年十一月,御书“定海山”三字匾额,悬于宁波府定海山。四十二年八月,遣翰林院侍读学士宋大业,赍御书“光辅紫宸”匾额,悬挂于衡山南岳庙。

康熙帝也为神灵赐匾。四十三年二月,封淮神为长源佑顺大淮之神,赐御书“灵渎安澜”匾额。六十一年七月,御书“协顺灵川”匾额,命福建浙江总督觉罗满保悬于尖山江海潮神庙。

五、南巡赏赐御书

康熙帝在六次南巡中,频繁在名胜古迹、寺院公署题写匾额对联,赏赐大臣书法作品,尤以济南、曲阜、淮安、扬州、南京、苏州、杭州为多,以此表达接续中国道统与治统,显示皇帝的文化修养与艺术造诣,以文化认同获取政治认同。康熙帝南巡可以视为文化之旅,影响了后世皇帝,成为一种统治方式和政治文化。

首次南巡是在康熙二十三年,致祭泰山,象征天命所归,颂清功业,接续中国历史“大一统”之治统;致祭孔子则表明接续儒家道统,同时也表明了治统所归。而南巡归途致祭明太祖,则在于承认明朝统治的合法性,以争取汉族士大夫人心。从康熙帝御赐书法产生的政治文化影响来看,御赐曲阜孔庙大成殿“万世师表”匾额意义重大。

第二次南巡是二十八年,康熙帝一行抵达终点杭州,在杭州城住了6天。大禹治水,国人皆知,康熙帝南巡视察河工、祭祀禹陵是重头戏,政治意义非同凡响。康熙帝特地书写“地平天成”四字,悬之禹庙,赞扬大禹治水的开创之功。令地方官修理禹庙,毕备仪物,表达尊崇遐慕之怀。

第三次南巡在三十八年。康熙帝对大学士伊桑阿等说:“明洪武乃创业开基有猷有为之君,前日朕诣陵奠醊,见其园寝已皆颓圮,敕该督抚同职造府官量加修理。”康熙帝御书“治隆唐宋”四大字黄绫一幅,命直郡王及大学士伊桑阿、阿兰泰、张玉书赍送洪武陵,设香案行礼,将御书交与织造府官曹寅收贮,俟修理完毕悬挂。

第四次南巡在四十二年,提倡清官、整饬吏治是此次南巡的特点。过济南府,康熙帝亲书《督抚箴》一篇及御制诗,赐山东廵抚王国昌,又观趵突泉,御书“源清流洁”匾额。

第五次南巡在四十四年,康熙帝大量赏赐官绅御书,加以勉励,当然这也是对于官绅敬仰君主、进奉礼物的回馈。特别是赐予原任两江总督傅拉塔祠堂御书“两江遗爱”匾额,意在树立模范循吏形象,歌颂贤良官员。

第六次南巡在四十六年,江南的自然风光令康熙帝流连忘返。扬州天宁寺、苏州虎丘是当时引人注目的公共空间,特别是虎丘,可以说是江南的地标。“天光云影”之匾,说的是康熙帝登临虎丘眺望青空,俯瞰山下则是最为难忘的山水江南。

康熙帝的书法扬名天下,因而当朝就出现了仿冒者。五十年七月二十二日,康熙帝在处理折本时获知,有人控告革职钱塘县知县王毓美在家“悬皇上御书匾额”,康熙帝说:“朕屡次南巡,见沿途各处有刊立御制诗文者,亦有刻书售卖者,此非朕躬所作,皆系伪书。”

康熙帝对书法的喜爱也影响了雍正帝和乾隆帝,特别是乾隆帝无比崇敬祖父,多有仿效。乾隆帝也有六次南巡,更喜欢到处题词,后世将其称作“乾隆遗风”。殊不知“乾隆遗风”渊源有自,乃出自其祖康熙帝。

作者简介

常建华,男,1957年生,河北张家口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清前期史,著有《清朝大历史》《乾隆事典》《清朝的国家与社会研究》等,主编《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分省辑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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