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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川滇边区的联防与联治
作者:周智生 责编:

来源:《历史研究》2019年06期  发布时间:2021-04-29  点击量: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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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滇边务大臣的设置及川边新政的推行,是清末新政中的一次重大改革,对后世治边产生了深远影响。学界围绕川边改土归流和治理、川藏关系、川滇边务、川边改革等专题已展开诸多研究,但多关注新政在川边的推动及对川藏边务的影响,而对川滇边区之间实际的边务筹谋和实施情况关注不够,给世人以清末川滇边务只关注川边而与滇边无涉的错觉。①

事实上,围绕清末川滇边区的联防与联治问题,清廷上下自马嘉理事件之后一直有争论,最终在巴塘事变后设置川滇边务大臣以推行川滇边区协防同治,以因应西藏时局变化。川滇边务大臣设置之后,不仅对川滇边务有整体筹谋,也有着层次丰富、界面多元的具体边务活动。有鉴于此,本文对清末特别是川滇边务大臣设置后川滇边区联防和联治的历史状况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希冀进一步丰富清末边疆治理研究,为学界全面把握和认识清末川滇边务全景及其影响提供参考和借鉴。

① 陈一石:《从清末川滇边务档案看赵尔丰的治康政绩》,《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2期。张秋雯:《丁宝桢川督任内对藏局的因应》,《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5期,1996年。李细珠:《试论清末新政时期政区变革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冯明珠:《中英西藏交涉与川藏边情:1774—1925》,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吕昭义:《关于中印边界东段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97年第4期;《英属印度的战略边界计划与赵尔丰、程凤翔对察隅边防的巩固》,《南亚研究》2006年第1期。秦和平:《对清代民初中央政府在西藏东南地区加强统治的认识》,《西南边疆民族研究》第1辑,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20世纪初清政府对西藏察隅等地查勘及建制简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1期。潘崇:《锡良与清末川边新政》,《民族研究》2018年第2期;《清末川边治理之一瞥———以锡良、刘廷恕关系演变为中心》,《西藏研究》2018年第4期。

本文所论川滇边区,主要是指今天与西藏毗连的四川和云南交界地区,其中以川边的巴塘、里塘(今名理塘)、乡城、得荣、稻城等地与滇边的中甸(今云南香格里拉县)、维西、阿墩子(今云南德钦县)一带为论文涉及的重点区域。

一、 因应西藏变局:清末川滇边区联防与联治议论之由来

同治十二年(1873)马嘉理事件之后,根据《中英烟台条约》,面向缅甸的滇边门户洞开,而且根据《中英烟台条约另议专条》,①英国人获得了在川藏腹地游历行走的权力,川藏门户也被打开,由滇而及川藏的安防问题进一步突显,引起了西藏地方政府的极大不安。

光绪五年(1879),为阻止外国人借由条约入西藏游历,西藏地方政府依例通过驻藏大臣松溎向清廷奏咨:“惟查洋人之性,实非善良之辈,侮灭佛教,欺哄愚人,实为冰炭,断难相处。兹据阖藏僧俗,共立誓辞,不准放入,出具切结,从此世世不顾生死,永远不准入境。如有来者,各路派兵阻挡,善言劝阻,相安无事。如或逞强,即以唐古忒之众拼命相敌,谅在上天神佛庇佑佛地,大皇帝恩护黄教,断不致被其欺压而遭不幸也。”② 根据时任四川总督丁宝桢的禀奏,当时西藏地方政府甚至威胁四川巴塘等地土司“将各处洋人逐去,出具永不进藏切结,否则直至巴塘,驱逐洋人,焚毁教堂”。③这表明,滇边和藏边危机的深化和扩散,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四川,而且在“瞻对之争”中川藏关系趋于紧张,丁宝桢较早洞察到英国人觊觎西藏即将给滇、川两省带来的危机和影响,“臣谓英夷之祸,幸而不发则已,不幸妄动,其害更甚于法夷,而滇、蜀必首当其冲”。④为了因应变局,丁宝桢提出了川藏一体的安防观,“且查川省门户在前后藏”,⑤而英人所据印度“近在西藏肘腋,稍一有事,即掣动全川脉络”,⑥ “设藏路一开,则四川全境终失,川中一失,则四通八达,天下之藩篱尽坏”。⑦ 因此,丁宝桢将西藏边防与四川边防结合起来,提出了“固川保藏”的初步设想,奠定了清廷“固川保藏”的认识基础,开启了加强川藏经营,进而“筹边援藏”的先河。⑧

丁宝桢的“固川保藏”虽更多体现出加强川藏防务的构想,但其加强川西南巴塘、里塘一带防务以就近兼顾滇防的设想中,已暗含川滇边区联防的想法:“今英、藏设将有事,川省自不能不预备以固边圉。而道路之遥远如此,粮饷之艰难又如此,若由川省劳师远涉,诸凡掣肘,有损无益。臣与在省司道文武酌定核议,拟在四川紧接藏中边防内自行筹办,断难及远。兹拟于巴塘驻


① 《直督李鸿章奏与英使在烟台议结滇案折》,王彦威、王亮辑编,李育民等点校整理:《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第7册,第18页。

② 《松溎译缮西藏大众立誓不准外国人入藏公禀结底》,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第3册,第1059页。

③ 《清德宗实录》卷112,光绪六年四月丁巳条,《清实录》第5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46页。

④ 《英人窥伺后藏预为筹备片》,吴丰培辑,赵慎应校对:《清代藏事奏牍》,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第524页。

⑤ 《英人入藏探路用意狡谲请密饬驻藏大臣修好布鲁克巴以固藩篱片》,吴丰培辑,赵慎应校对:《清代藏事奏牍》,第490页。

⑥ 《遵旨筹议裁减勇营局费折》,吴丰培辑,赵慎应校对:《清代藏事奏牍》,第526页。

⑦ 《西藏通商事多后虑折》,吴丰培辑,赵慎应校对:《清代藏事奏牍》,第530页。

⑧ 徐君:《从“固川保藏”到“筹边援藏”:晚清西南边防意识之形成———以丁宝桢督川十年(1876—1886)为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2期。

勇二千人,又于里塘驻勇千余人,以为策应,藉壮声威。且英人现有事于云南,此处驻兵亦可就近兼顾”,①希望以此来实现其“内可以捍卫川疆,外亦可援应西藏”② 的战略目标。可惜丁宝桢不久死于任上,其主张和策划功亏一篑,“非独西藏之不幸,亦中国之大不幸也”。③

光绪十四年英国人第一次入侵西藏后,清廷因在西藏地方抗英问题上处置失当而威信渐失,西藏地方政府“自保意识”渐生,而英、俄在西藏问题上不断干预和渗透,使得多重压力下的藏事陡然紧张。“藏事孔棘,祸机已伏,藏番冥顽倔强,隐有所恃,致有轻藐抗拒情事”,④ 迫使清廷不得不认真考虑川藏边区这个预防藏边危机扩散前沿地带及“固川图藏”前进基地的有效治理问题,而与川藏边区成片连线的川滇、滇藏边区联防问题,也因此逐渐成为清廷在治藏问题上重点考虑的议题。

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在时任川督鹿传霖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从西藏地方政府手中收回“即藏中一旦有事,此地已归川属,亦有门户可守”⑤的瞻对(今四川新龙县)时,川省给事中吴光奎在《藏事孔棘宜筹备御折》中向清廷建议不仅要重视瞻对,而且认为川西南的里塘、巴塘一带为四川入藏门户,也应该充分重视,尽早予以开发治理。“该给事中请于该处设立汉官,假以事权,招徕川省商民前往垦荒,并采办矿产各节,系为预杜窥伺起见”,清廷“著鹿传霖确查里塘、巴塘一带情形,如能招徕商民,垦荒开矿,洵于时局有益。并著文海、讷钦会商妥办”。⑥ 吴光奎上书不久,清廷即要求鹿传霖考虑加强川滇藏边区联防的建议:“即著该督等细心筹画,并查明由滇通藏道路,斟酌妥办。”⑦但对于吴光奎有关经营川西南边防的建议,鹿传霖进行了驳斥,认为“该给事中所请于里塘、巴塘酌设汉官,招徕商民,垦荒开矿,并于雪山分驻防营各节,似多窒碍难行者”,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乃是巴塘、里塘一带改土归流的条件不具备,“查里塘、巴塘各土司,皆原有粮员营弁管辖镇抚。今再设汉官,势必改土归流而后可。惟各土司世守之地,非其十分苛虐,土民怨愤,急思内附,断难无故更张,致令群相惊疑,辗转勾结,反开边衅。虽近年各土司弱肉强食,不无蛮触相争之事,然必其有罪可讨,有隙可乘,然后慑以兵威。如目前之瞻对、朱窝(今四川甘孜县境内),敢于叛乱,则径可改流。此外各土司殊难概论”。⑧ 在鹿传霖的坚持下,清廷只好“即据鹿传霖等查明事多窒碍,即着毋庸置议”⑨而作罢。

当时鹿传霖对于川滇交界处的治理思考,更多注意的是收复瞻对以保川境,而在川滇边区这个尚未有明显动静却又情形复杂的地区强行改流设置,显然还不在其施策考虑范围。在吴光奎的奏疏中还特别提到滇藏与印缅交界野人山一带的树浆厂,认为该地牵涉川滇藏三地安防,建议清廷预以防范,提早治理。光绪十七年,曾奉薛福成之命考察滇缅印边境情况的姚文栋归滇后将其考察情况汇编成册,并于光绪十九年经云贵总督王文韶上奏清廷,其中已指出树浆厂


① 《筹备川省边防折》,吴丰培辑,赵慎应校对:《清代藏事奏牍》,第534页。

② 《丁宝桢奏英人铁路已修至大吉岭窥藏端倪已露川省预为筹防片》,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1066页。

③ 《丁宝桢藏事奏牍跋》,吴丰培辑,赵慎应校对:《清代藏事奏牍》,第537页。

④ 《清德宗实录》卷394,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己巳条,《清实录》第57册,第135页。

⑤ 《鹿传霖密陈瞻对亟应收回改设流官疏》,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辑组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6页。

⑥ 《吴光奎奏藏事孔亟宜筹备御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上谕档》,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2册,第133页。

⑦ 《清德宗实录》卷394,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己巳条,《清实录》第57册,第135页。

⑧ 《会筹保川图藏并议复吴光奎疏》,吴丰培辑,赵慎应校对:《清代藏事奏牍》,第993页。

⑨ 《清德宗实录》卷394,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己巳条,《清实录》第57册,第135页。

的区位重要性:“所谓树浆厂者,在西藏之南,云南之北,四川之西,跨大金沙江、龙川江、潞江直至澜沧江,凡诸江上流皆是也。……以地势而论,当滇、蜀、藏三省之凹,其三面皆与诸边毗连,为藩篱锁钥之要地。”①可惜当时川省距该地遥远,不能及时了解情况,也缺乏和滇省在边境情报上的交流和共享,因此未能促成鹿传霖予以重视,只是以“详查博访,不知其地。…… 臣等惟有随时设法图维,严防后患”②为由带过,没能及早关注和经营。

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侍御史高燮曾也就全面加强川边防务上书清廷,他一方面强调瞻对关系川藏大局,应该尽早收回归川;另一方面提醒对于川西边防不能只盯着川藏边区,因为英人不仅在廓尔喀一带谋求深入,也在其他地方寻找突破口,“英人于滇边地方测量道路,所过土司俱胁令归附,惟遇有汉官驻扎处,则止不复前。盖以其正名为中国地界,彼虽贪狡亦无词阑入也。然则为固圉计,非于边界设官不可”,而“现在打箭炉厅止设同知一员,职分未崇,难资控驭”,因此建议在“里塘、巴塘、江卡(今西藏芒康县)、察木多(今西藏昌都县)等处,安设台站粮员”,“于厅城设分巡道一员,统辖里巴江察各粮员,兼管炉关及矿务茶务”,在增设流官的同时,建议“再于里塘以南与云南中甸接壤处设文武官员一二员,永远驻守,以杜英人窥藏之路,庶几门户严密,外患潜消”。③高燮曾上书后不久,十一月初十光绪帝再次下旨要求鹿传霖等讨论统筹川藏全局背景下川滇交界地区统一设防问题:“另片奏:‘请于打箭炉厅城设巡道一员,再于里塘以南与云南中甸接壤处设文武官一、二员,并将阜和协副将改设总兵,或径令移扎里塘’等语。著鹿传霖一并妥议具奏,原折片著抄给阅看。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④ 鹿传霖等川省官员合议后很快进行了回奏:“再查云南维西协属之阿墩子汛地方,界接巴塘辖境,左临澜沧,右挹金沙两江,潆洄最关紧要。闻近年英人由阿萨密修造铁路,直达缅甸。其铁路横经之处,距阿墩子仅四五日程,似宜于阿墩子移置重镇,以固疆圉。拟请旨饬下云南督抚臣,与臣会商,应如何于川滇交界各设文武员弁之处,公同妥议奏明办理。如此通筹建设布置,使川省关外与内地声息相通,再将电线展通,于前藏消息愈灵,无事则边地相安,有事亦筹防较易。”⑤虽然清廷上下经过多次议论,在川滇交界区加强联防以扼制英国人势力由滇入川的重要性上逐渐达成共识,但只是着眼于“固川保藏”前提下加强川边与滇相邻地区的防守筹谋,在如何具体推进联防问题上还缺乏可以落地的施策。特别是清廷在收回瞻对问题上迟延反复,导致川藏防务全局统筹之下推进川滇边区联防问题被拖延了。

光绪三十年,英军再次入侵西藏并占领拉萨,十三世达赖北走,英军迫使西藏地方政府私自签订所谓的“拉萨条约”,藏中局势更形混乱,给清廷造成极大震撼和不安。与此同时,英俄侵略势力的“关注眼光”也拓展到川滇藏边区,觊觎之心显露无遗,1903年10月10日的英国《先锋报》直接挑明“喀木”(康区)对于扩大英国贸易有重要意义。⑥综合研判国内外局势,清廷于光绪三十年八月旨令移驻察木多的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和新任西宁办事大臣延祉,“所有西藏各边,东南至四川、云南界一带著凤全认真经理,北至青海界一带著延祉认真经理。各将所属


① 姚文栋:《云南勘界筹边记》卷上《树浆厂考》,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第53—55页。

② 《会筹保川图藏并议复吴光奎疏》,吴丰培辑,赵慎应校对:《清代藏事奏牍》,第994页。

③ 《高燮曾侍御禀请收回瞻对建置汉官疏并请改设文武各员片》,吴丰培辑,赵慎应校对:《清代藏事奏牍》,第1026页。

④ 《清德宗实录》卷397,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辛丑条,《清实录》第57册,第190页。

⑤ 《复奏统筹川藏全局增移镇道并瞻对等处改流疏》,吴丰培辑,赵慎应校对: 《清代藏事奏牍》,第

1023—1024页。

⑥ 列昂节夫:《外国在西藏的扩张(1888—1919)》,张方廉译,北京:民族出版社,1959年,第7页。


蒙番设法安抚,并将有利可兴之地切实查勘,举办屯垦畜牧,寓兵于农,勤加训练,酌量招工开矿,以裕饷源”。①由此,除了推进藏中改革,清廷开始着眼于加强西藏与川、滇、青交界地区的治理经营,以尽快解决川滇青边区入藏不畅、支援不力的问题,“重点是先解决‘饷源’的财政问题,其后才是渐次推及政治改革”。② 因此,在给凤全等人的上谕中,清帝还特别嘱咐“各将所属蒙番设法安抚”,并未显示出更迭旧制、改流设官的迫切感。

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凤全在巴塘被杀,其后巴塘民众捣毁教堂,一路追杀法国传教士到阿墩子等地。“巴塘事件”在川滇边区不断蔓延,演化为席卷盐井(今西藏芒康县)、阿墩子、奔子栏、维西、贡山等川滇藏边区的大规模教案,迫使清廷筹边援藏的重点关注区域由川藏边区的瞻对等地转移到川滇与西藏交接的巴塘、中甸一线。先前为了安抚“番众”,以经济开发为先导的战略步骤被打乱,最终演化为川督锡良主导,赵尔丰、马维琪等全力推进落实的武力改流。

鉴于“巴塘事件”显示出川滇边区的复杂性,在对平定后的巴塘等地如何进行改流的问题上,清廷内部和社会议论众多。第一种建议着眼于川藏边区来筹划布置,主张“将四川划为两省,分设川西巡抚以董理之,而仍受成于总督”;③第二种建议由内阁中书尹克昌提出,建议划出四川雅州、宁远、打箭炉、巴塘、里塘、明正、瞻对到云南丽江、永北、永宁一带,设为“建昌行省”,开展“屯垦、兴学、设官、练兵、置警察、通道路,隐杜外人得步进步之心”,“建昌为西藏之咽喉,而丽江尤为川滇缅藏之门户,今以此境分隶两省,实阂隔边情,一旦有事照料莫及,诚非另设一省,镇以贤能必不能布置周密收吏治安边之效”。④ 尹克昌的方案,不仅考虑了川藏边区,而且强调川西南与滇西北的整体性和统筹治理的重要性,范围更广,省际跨度更大;第三种建议由姚锡光提出,建议“于川藏之交大金川、大小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五大水流域之中,以全力经营,比照西北边防各大臣或江北提督成案,姑设川西边务大臣或提督”。⑤ 上述三种方案都是时人对清廷试图经营川边以达“筹边援藏”战略的具体响应。尤其尹克昌和姚锡光的方案,强调打破川滇省域行政限制,以新设专门行政机构及官员的方式加强川边和滇边的整体联动治理,这对一心想要协调川滇以加强管控西藏能力的清廷而言,无疑更富于借鉴性。

二、 川滇边务大臣的设置及其边务经营策略

(一)川滇边务大臣的设置

光绪三十一年九月,清廷要求川督锡良等考虑川边建制调整问题,“巴、里两塘距省过于辽远,究属鞭长莫及,宜有文武大员常川坐镇,方足以资控制而固藩篱。若于该处一带添设镇、道各一员,并将四川提督移驻川西,庶几消息灵通,声威自壮,地方屯垦、工艺诸事亦可次第振兴。寓兵于农,整军经武,以期一劳永逸,边圉安,实为未雨绸缪之要计。著锡良统筹全局,悉心详核,提镇道员应分驻何处”。⑥光绪三十二年六月,锡良联合成都将军绰哈布奏请设置川滇边务大臣,推动川滇边区联治:“打箭炉西至巴塘、贡嘎岭,北至霍尔五家,纵横各数千


① 《清德宗实录》卷534,光绪三十年八月庚午条,《清实录》第59册,第117页。

② 吴彦勤:《清末民国时期川藏关系研究》,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2页。

③ 《筹藏论》,《南方报》1905年8月20日。又见《东方杂志》第2卷第10期,1905年11月21日。

④ 《内阁中书尹克昌奏请添设建昌行省折》,《东方杂志》第2卷第8期,1905年8月25日。

⑤ 姚锡光:《筹藏刍议》,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第21页。

⑥ 《清德宗实录》卷549,光绪三十一年九月辛未条,《清实录》第59册,第285页。

里……边事不理,川藏中梗,关系至大。征之前事,藏侵瞻对,川不能救;英兵入藏,川不闻战,藏危边乱,牵制全局者,皆边疆不治,道途中梗之所致也。……臣等详筹,乘此改土归流,照宁夏、青海之例,先置川滇边务大臣,驻扎巴塘练兵,以为西藏声援,整理地方为后盾。川滇边藏,声气相通,联为一致,一劳永逸,此西南之计也。”① 这一方案显然有尹克昌和姚锡光建议的影子,跳出在川言川的局限,建议在更大的空间统筹治理问题。在川滇边务大臣的具体人选上,锡良直接给出了推荐建议,奏请在巴塘办理善后事宜的赵尔丰担任川滇边务大臣之职:

“赵尔丰由建昌道为炉边善后督办,平定巴塘、乡城,改土归流,设官分治各端,甚合机宜。请旨以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进驻巴塘练兵。”② 七月三日,清廷采纳锡良建议,设置川滇边务大臣,而且着重强调川滇边务统筹治理之要:“四川、云南两省毗连西藏,边务至为紧要。若于该两省边疆开办屯垦、广兴地利、选练新兵,足以固川滇之门户,即足以保西藏之藩离,实为今日必不可缓之举。四川建昌道赵尔丰著开缺,赏给侍郎衔,派充督办川滇边务大臣,居中擘画,将一切开垦防练事宜切实筹办。”③川滇边务大臣以巴塘为驻地,边务经费主要由清廷划拨江汉等关税和四川省税收,“经清廷核定,拨重庆关银三十万两,江汉关洋税银二十万两,又江海关存税款拨四十万两,共一百万两作边务开办费。常年经费,则由四川增收棉、油、糖税内,每年拨给四十六万两”。④

川滇边务大臣的正式设置,标志着清廷对川滇边区的治理策略从“固川保藏”这一加强省域关系战略实际细化调整为“筹边援藏”战略,充分体现了清廷上下在应对西藏危机问题上冀望加强川滇协力,推进川滇藏边区统筹治理以支援西藏的意图。丁宝桢、鹿传霖等人提出川滇边区的联防问题,主要考虑的是如何预防英国势力由滇边乘隙入川,而清廷设置川滇边务大臣则试图推动川滇边区联治,已经从单纯加强滇边与川边之间的战略防守,演化为合川滇之力共同推动“筹边援藏”国家战略的实现。

(二)川滇边务大臣的经营策略

1.关于川滇边务中的滇边范围

光绪三十二年六月赵尔丰拟任川滇边务大臣前,清廷就川滇边务大臣的辖境问题表示了特别关切,“川、滇两督会商川滇边务大臣所辖以何处为界?西至何处为止?每年经费若干?分条详奏,以凭办理”。⑤同年八月,任职不久后的赵尔丰在给川督锡良的报告中提出了川滇边务下辖的基本范围,“复查巴、里两塘,地方辽阔,北由瞻对,南至云南之中甸,东西各千数百里,人烟稠密,土地沃野,诚为关外之奥区。早应收回,擘划经营,设为重镇,以备治边援藏之基础”。⑥在此申报中,赵尔丰大致以北至瞻对、南至中甸一带为辖境,至于东西虽“各千数百


① 《锡良、绰哈布奏设川滇边务大臣折》,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辑组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第90页。

② 《军机处遵旨交部议复锡良等奏设川滇边务大臣请以赵尔丰充任》,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辑组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第91页。

③ 《清德宗实录》卷562,光绪三十二年七月戊戌条,《清实录》第59册,第433页。

④ 冯有志:《西康史拾遗》,成都:巴蜀书社,2013年,第20页。原文如此,经核算各关税银总额100万两合计实为90万两。或为手民之误,江汉关税银20万两应为30万两。

⑤ 《军机处遵旨交部议复锡良等奏设川滇边务大臣请以赵尔丰充任》,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辑组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第91页。

⑥ 《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申报锡良巴、里塘改流设官情形》,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辑组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第92页。

里”,则尚未具体明确。在光绪三十三年五月有关川滇边务应办事宜的奏折中,赵尔丰在谈到设官、屯垦、巡防等边务如何开展时,也提到了滇边维西、中甸等地。①虽然清末川滇边务未能如赵尔丰所请“川边、滇边由两省督臣划定地界,应自某处起归川滇边务大臣管辖”,② 但从其治边考量中,川滇边务涉及滇边的地域范围基本是明确的,主要即中甸、维西一带。

清廷一直重视滇边中甸、维西等地在川滇藏地区治理中的作用。康熙二十年(1681),康熙帝在给兵部的上谕中特别强调中甸的战略地位,认为“中甸最为要地”。③ 康熙五十六年十月,在积极准备平定入侵西藏的蒙古准噶尔部同时,康熙帝又谕示议政大臣等:“见在西边用兵之处,与云南及打箭炉地方道路相通,应预为防备。”④康熙五十九年三月,云南提督张谷贞疏言:

“云南之丽江、中甸一带地方,为西藏通衢,最系紧要,臣请亲率官兵,于丽江、中甸处适中之处,驻扎防守”,康熙帝从之。⑤雍正初年,川、滇、藏正式勘地划界,为更好发挥中甸、维西等地的治边作用,“收巴塘、里塘隶四川,设宣抚司治之;中甸、维西隶云南,设二厅治之”。⑥ 雍正八年(1730),怒江、独龙江一带的怒族、傈僳族、独龙族前来归附。时任云贵总督鄂尔泰奏禀:“怒子等群生感激,相率来维,麂皮二十张,山驴皮十张,麻布三十,黄蜡八十斤,烦通事禀请,愿将此土产,作赋永归。”⑦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维西厅不仅羁縻澜沧江外的怒江、独龙江等地,其影响还深入到了中缅未定界的野人山地区。晚清姚文栋在《云南勘界筹边记》中谈到野人山树浆厂一带归属问题时,还特别将该地怒族于雍正八年归附之事作为内属之依据,“皆云于雍正八年归附,以虎皮、麻布、黄蜡等物充贡,永以为例,盖皆内属之地也。其间金矿之富,树浆之饶,边内外民皆艳称之,号为陆海。……岂可委之于外人乎!此地与缅境相去约二千余里,中隔孟拱、孟养两土司,自古以来未尝属于缅也”。⑧ 维西在中缅印交角地区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阿墩子虽属维西厅,但为滇藏要冲,因此清廷也较为关注。嘉庆七年(1802),专门封禾良斗为世袭阿墩子土千总,世居阿墩子,其辖区“东至路卡接壤叶枝二百四十里,南至察利坡接壤川界一百里,西至叙工村接壤西藏二百里,北至必用工村接川界二百里”。⑨1921年成书的《滇边要路略》曾这样描绘阿墩子:“阿墩为云南入西藏之孔道,川边之保障,全滇之屏藩……左流金沙江,右流澜沧江,阿墩雄跨中处。东界川边德荣、巴塘等县,南界维西县,西界西藏属毕土擦阿龙,北界川边盐井县,东西蹙南北长,纵计七百余里,四面交通邻境,广阔皆无市镇,墩


① 《复陈川滇边务应办事宜并拟具章程折》,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辑组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第121—122页。

② 《复陈川滇边务应办事宜并拟具章程折》,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辑组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第122页。

③ 《清圣祖实录》卷98,康熙二十年十月至十一月甲申条,《清实录》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233页。

④ 《清圣祖实录》卷274,康熙五十六年九至十月甲辰条,《清实录》第6册,第690页。

⑤ 《清圣祖实录》卷287,康熙五十九年正月乙丑条,《清实录》第6册,第800页。

⑥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525《藩部八》,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540页。

⑦ 《云南总督鄂尔泰奏报孟连土官刀派鼎愿纳厂课银两及怒江夷人愿纳土产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8册,第510页。

⑧ 姚文栋:《云南勘界筹边记》卷上《树浆厂考》,第54—55页。

⑨ 龙云、周钟岳等纂:《新纂云南通志》卷176《土司考四·丽江府》,牛鸿斌等点校,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7册,第726页。

境诚为川藏冲要之门户,商贾云集之巨市,军政外交之关隘。”①

赵尔丰对川滇边务中滇边范围的划分显然有过深思熟虑。例如,其于光绪三十三年五月所上《复陈川滇边务应办事宜并拟具章程折》中反复强调维西和中甸,只字不提丽江。而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署四川提学史方旭、四川藏文学堂监督熊承藻呈送锡良的《拟订藏文学堂章程》中,所划出的川边和滇边具体范围则包括丽江在内。② 这是为何?我们认为,赵尔丰可能主要考虑了两点:其一,川滇边务大臣乃一时新设,摊子不能铺大;其二,清代丽江府辖地广阔,不仅其西北所属的维西厅和中甸厅连接川藏,而且东面所属的永北厅连接四川西昌一带,这给曾在当地任职的赵尔丰留下深刻印象,“山居野处,向无酋长,时出劫掠,边民苦之”,③ 如果贸然将丽江整体纳入,无异于自加负担。赵尔丰在奏折中说自己所陈建议系“云贵督臣锡良在川时,已将川、滇边情形,与臣悉心商酌”,④所言确实是对川滇情形预先有过认真考虑和务实筹谋。

2.关于川边与滇边的统筹治理策略

赵尔丰任川滇边务大臣之初,就对川滇两省交界边区的治理进行了统筹考虑:“川滇边地辽阔,论者皆谓宜分设行省,以责专成。此时开办之初,奴才诚不敢遽议及此,稍涉铺张。然权限疆界,亦有不能不预为筹定者。缘边地距川、滇省治均各三、四千里,遇事相商,固多迟缓,且彼此亦均有不能洞悉情形之苦。至用人之法,全在取舍黜陟,若边地各官仍各分隶两省,则贤者不免涉于瞻顾,不肖者更将肆无忌惮,因缘为奸。边务大臣不过徒拥虚名,安能于事有益。拟请川边、滇边由两省督臣划定地界,应自某处起归边务大臣管辖,此后地方各事及差缺各官升迁更调,均归边务大臣主政。其籍隶川滇人员,但非在边务大臣所管境内者,均准通融委用,以广其途,遇有重要事件,仍随时会商办理。如此则责任既专,整顿自易。”⑤

关于川滇边区的设官问题,赵尔丰认为,“又如设官一节,滇边维西、中甸本已设厅,川边巴塘、里塘、乡城等处应各设管理民事流官”。⑥ 很明显,其整体考虑到了川滇边区的设官治理问题。如上所述,川边特别是川藏交界区是改流设官的重点区域,但滇边中甸、维西一带的改土归流并不彻底。如中甸自雍正二年改流之初,除中央任命流官任州判、通判、同知外,其下官员“由夷众公举悦服者拨补,听守土文武流官管辖,非世袭”,⑦ 其后一直延续,是典型的 “土流并存”、“土流并举”,清末以后流官管理逐渐空疏,“地方利权及词讼事悉是喇嘛主持”。⑧ 赵尔丰的川滇边务改革,重点不在改良川滇边区已设流地区,而是在“筹边援藏”的核心前提下先行解决川边未改流地区,是“打补丁”、“填空白”式的改流,所以将重点放在巴塘、里塘


① 王沛霖:《滇边要路略》,徐丽华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古籍集成(汉文版)》,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85册,第391页。

② 原文是:“川边为炉、里、巴三台站。滇边为丽江、维西、中甸、金沙江流域。”(《署四川提学使方旭、四川藏文学堂监督熊承藻会详锡良拟订藏文学堂章程》,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辑组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第95页)前引光绪三十一年内阁中书尹克昌也建议清廷在川滇边区设置上考虑将丽江一带纳入。

③ 《赵尔丰传》,吴丰培编:《赵尔丰川边奏牍》,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第1页。

④ 《川滇边务事宜均关紧要据实缕陈拟具章程折》,吴丰培编:《赵尔丰川边奏牍》,第50页。

⑤ 《复陈川滇边务应办事宜并拟具章程折》,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辑组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第121—122页。

⑥ 《复陈川滇边务应办事宜并拟具章程折》,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辑组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第121页。

⑦ 王文韶修:《续云南通志稿》卷99《土司》,台北:文海出版社,1996年,第5357页。

⑧ 王沛霖:《滇边要路略》,徐丽华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古籍集成(汉文版)》,第85册,第390—391页。

一线有其缓急指向。从赵尔丰就任川滇边务大臣之初所提开办章程,很明显可以看到对川滇边区整体治理“预为筹定”①的特点。

维西、中甸一带的滇边驻防问题,历来受清廷重视。雍正五年,清廷应云贵总督鄂尔泰奏请,“移鹤庆府通判于维西。设维西营,驻兵一千名,以参将统之”。②光绪三十一年川滇边区教案爆发,绿营兵在与川滇起事边民的交锋中屡战屡败,使清廷认识到滇边绿营兵的战力低下。于是在1906年,于阿墩子专设弹压委员,专驻阿墩子办理行政事务,并新派防军一营加强戍守。这与川边改流基本同步,是清廷力图实现川滇同举、互为掎角的举措。赵尔丰为了加强川滇同防,做了进一步布置设计:“查川滇边地,西连藏卫,北接青海,南尽蛮夷,纵横约各二、三千里。山川险要,驿路綦长,在在皆须派兵驻防。现只就川边巴、里两塘及乡城、稻坝、贡噶岭而言,原有巡防新军五营,尚苦不敷分布,安能以三营而兼顾川滇”,因此,“计川边现设巡防五营,滇边约须巡防三营,庶敷分布”。③ 在赵尔丰眼中,滇边要在筹边援藏中发挥更大作用,原绿营兵难以堪用,阿墩子现只有一营新军明显不够,“约需巡防三营”是其增强滇边防务的具体规划。

无论是设官还是巡防,作为川滇边务大臣的赵尔丰,统筹兼顾了川边和滇边,也确实想要按清廷在川滇边务大臣设置上“广兴地利,选练新兵,足以固川、滇之门户,即足以保西藏之藩篱”④的要求,对川滇边区“通盘筹画”。但正如上述,无论是清廷还是赵尔丰,当时“筹边援藏”战略核心还是在于尽早完成川边作为援藏前进基地的建设,所以从一开始的筹谋到后来边务的具体推进,滇边显然都不是重点,只是作为川边的协防策应和拱卫之地加以关注和筹划。但是从光绪三十二年七月赵尔丰奉旨出任川滇边务大臣到宣统三年(1911)五月卸任,在近五年时间里,川滇边区亦非寂静之地,其间还是有一些重要的边务事件颇值得关注和梳理,这为我们整体廓清和把握清末川滇边务开展的历史全貌提供了线索。

三、 川滇边务开展中的联防与联治

围绕川滇边务开展进程中边区突发事件的联合应对和中缅北段界务危机的协力同防,川、滇、边三方互通声息,相互协作,维护边疆安防稳定,确保川边改革的有效推进,反制英国对

云南片马的入侵,开展卓有成效的合作治理,充分凸显了川滇边务联防联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一)巴塘“三村”划归滇治

光绪三十三年,川边巡防军新军右营管带朱宪文会同滇军围剿在改流中举事反抗的巴塘巴拉、色葱两村,镇压后川滇合议将巴拉、色葱连带附近的依里划归云南丽江府中甸厅治理。⑤ 这是清末川滇边务改革中,唯一一次就川滇边区的行政辖区进行改隶。在光绪八年《新修中甸志书稿本》“乡村”条中还未见上述三个村名,但在1932年《中甸县纂修县志材料》“市镇乡村”


① 《川滇边务事宜均关紧要据实缕陈拟具章程折》,吴丰培编:《赵尔丰川边奏牍》,第50页。

② 倪蜕辑,李埏校点:《滇云历年传》,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591页。

③ 《复陈川滇边务应办事宜并拟具章程折》,《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第120—123页。

④ 《清德宗实录》卷562,光绪三十二年七月戊戌条,《清实录》第59册,第433页。

⑤ 段志诚主编,云南省中甸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中甸县志》,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大事记”,第12页。

中原属川边的三个村名已赫然在列。①

(二)联合维护边区稳定

1.共同平定浪藏寺之乱

在川边改流过程中,与滇边维西、中甸两厅毗连的巴塘浪藏寺,又名诺苴寺,有喇嘛千余名,周边八十余村,纵横五六百里,皆由该寺控制。自光绪三十三年巴塘改流以来,该寺僧众逼迫百姓,拒不投诚,且勾结里塘桑披岭寺为乱,危害边区安全。“该喇嘛怙恶不悛,四出劫掠,而欺侮滇边番民为尤甚。光绪三十三年竟大事猖獗,率众渡金沙江入滇边滋事。经云贵督臣锡良咨请饬边地派兵弹压,该喇嘛始行退回巢穴”,但其后该寺不知悔改,不遵投诚免罪的谕令,屡屡作乱,劫掠百姓牛马货物,频频入滇边中甸等地滋事,危害川滇边区。宣统二年二月,赵尔丰派新军统领凤山由巴塘、定乡两路进攻,同时派新军后营帮带莫立群率勇两哨,“会同滇边阿墩子委员夏瑚,饬土勇及居民沿江堵截该逆去路”,最终川滇合力,取得胜利,“两省边民之害,从此永除”。②

2.协力处置哗变逃滇边军

赵尔丰川滇边务改革,由于川边条件艰苦、战事紧张、治军严苛、后勤管理不善,边军哗变逃亡滇边事件多次发生。主要有三次:光绪三十三年巴塘兵变、宣统二年定乡兵变、宣统三年得荣兵变,三次兵变均在川滇联防互守中得到平息,但也成为影响边务治理的重大事件,突显了清末川滇边区复杂的社会镜像。

巴塘兵变。光绪三十三年正月二十日,河西腊翁寺喇嘛聚众叛乱,川边改流在盐井一带受阻,正待全力平息之时,巴塘左营哨弁杨瀚臣率队哗变,杀死左营管带许志霖后由稻坝窜入云南,一时谣言四起,震动全边。事后查明,时任新军五营统领吴俣任用其兄吴骐管理粮饷,但其兄威福自若,苛虐垦夫,克扣军粮,因而逼反左营哨弁杨瀚臣,酿成兵变。③兵变发生后,赵尔丰一边协同川督锡良致电滇督丁振铎请求派兵截堵,严行搜剿;④一边电令边军顾占文、苗玉龙率部追逃。杨瀚臣所带逃入滇的兵勇60余人,均带快枪,“自出阿墩以来,沿途杀掠,至拖枝地方,经维西厅营带兵追及,逃勇开枪,我兵击毙逃勇一人,伤三人,遂纷纷溃散”。⑤ 其后逃勇一路向南,二月十三日窜入大理云龙、永平一带。奉命追捕叛兵的顾占文部进入云南大理永平城后,所率兵勇与逃勇串合,再次哗变,其势遂张的乱兵在永平、漾濞一带劫掠商号,抢掳居民,焚烧教堂,砍毁电杆,甚至一度想要进攻大理、下关等滇中形胜财赋重镇。⑥东犯下关未遂后,叛兵在滇军沿途截击下死伤大半,余众改装四窜逃散,先后在楚雄姚州、四川会理等


① 吴自修纂:光绪《新修中甸志书稿本》“乡村”条;和清远修,冯骏纂:《中甸县纂修县志材料》“市镇乡村”。两书均系中甸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中甸县志资料汇编》之三、之四,丽江:丽江印刷厂,

1992年内部编印。

② 《收回巴塘得荣地方折》,吴丰培编:《赵尔丰川边奏牍》,第20—21页。

③ 《参劾吴俣张秉均片》,吴丰培编:《赵尔丰川边奏牍》,第130—131页。

④ 《致滇督丁振铎哨弁逃入滇境请派兵搜剿电》,吴丰培编:《赵尔丰川边奏牍》,第75—76页。

⑤ 《丁振铎致电军机处陈报边军兵勇逃滇及防剿情形》,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辑组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第110页。

⑥ 《丁振铎致电军机处陈报边军兵勇逃滇及防剿情形》,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辑组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第111页;并见《致军机处哨弁杨瀚臣私逃滇境代奏电》,吴丰培编:《赵尔丰川边奏牍》,第75页。

地被滇、川军拿获。①接替丁振铎出任云贵总督的锡良曾在奏折中对叛兵最后肃清情形进行描述:“该逃勇冒死乘夜凫水偷渡,官军力蹙之,先后计擒斩沉溺共三十余名,复渡江会合川团搜获十四名,自是两省边界遂无匪迹。”②自光绪三十三年正月二十日哗变,到五月初三赵尔丰电令帮带顾占文整顿余部回到盐井驻防,③其间祸乱时长近四月,波及云南丽江、大理、楚雄等府所属十余县,最终川滇合力才肃清此次兵变。这也是自雍正川滇划界以来,川边兵变首次殃及云南腹地,对滇边和滇中的震动极大。民国初年大理地方志曾对边军逃勇窜入当地记述道:“川边散勇约九十余人由云龙旧州一带窜至漾濞,掳掠居民。……散勇虽少,所携快枪甚利,子弹人各二三围,故迤西诸处大为震动。”④

定乡兵变。宣统二年八月二十日,因左营管带刘鸿宾性情太严,赏罚不公,苛虐下属,⑤ 边军左营驻定乡(今四川乡城县)左哨弁张占标带头,左、中、右三哨一齐哗变,“撞烂库储,所有军装子弹全行抢去,复捆姜委员,将粮署劫掠”,⑥ 抢走管带关防大印,并裹挟贡噶岭、稻城两哨同叛,“先拟由里塘进关,嗣闻改道中甸”。⑦临逃往中甸前,已被撤职留看管押的左营原统领吴俣也被一同带走。叛兵入滇之前,先在川边定乡一带大肆劫掠,“抢劫营中关防大令、饷项、枪弹并委员处公款银两,所有各局所什物概行扫拿罄尽”。⑧ 乱兵于八月二十五日进入滇边中甸厅后,“奈中甸兵力单薄”,⑨根本无力抵挡,不仅被攻陷,而且叛兵还据城不走,意图长久负隅顽抗。“据电奏,川兵窜扰滇境,中甸同知姚春魁、哨官钱尊贤被胁,并抢去铜本银、枪械,杀伤十余人……若非赶紧扑灭,必致裹胁蔓延,贻害地方”,清廷立命滇、川联合会剿叛兵,“著李经羲督饬各营,迅速兜剿防窜,并著赵尔巽、赵尔丰严饬各将弁,速遏叛兵归路,合力夹击,毋任滋蔓。所有姚春魁等下落及叛兵究竟如何起事情形,著该督等速即分别查明,据实电奏”。10定乡叛兵来到中甸后,在城中大肆劫掠,九月中旬临败退之际,还要挟中甸同知姚春魁等付赎城费1300两白银方肯退走,无奈之下,中甸僧、俗各方议定分别承担,由铜务委员会和商会先行垫付。11九月十八日,在滇军和边军联合打击下,已无法在中甸立足的叛兵遂向东


① 《赵尔丰电复赵渊逃勇回窜会理已派兵堵截》,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辑组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第113页。

② 《遵查川省逃勇窜滇各情据实覆陈折》,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工具书组整理:《锡良遗稿·奏

稿》,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册,第715页。

③ 《电顾占文带队速回盐井》,吴丰培编:《赵尔丰川边奏牍》,第78页。

④ 李春曦修,梁友檍辑:民国《蒙化县志稿》卷22《人和部》卷之7《寇变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4年,第422页。

⑤ 《奏陈审明定乡兵变缘由及处理情形并请奖川滇出力人员折》,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辑组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第848页。

⑥ 《统领凤山禀报驻定乡三哨兵变情形》,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辑组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第755页。

⑦ 《凤山禀续报定乡兵变各情形》,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辑组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第756页。

⑧ 《帮带丁成信禀报定乡兵变情形》,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辑组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第759页。

⑨ 《姜孟侯禀报定乡兵变被捆劫中途逃脱各情形》,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辑组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第771页。

10 《宣统政纪》卷42,宣统二年九月庚戌条,《清实录》第60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753页。

11 《宣统二年十二月中甸僧俗各界联名共立合同》,转引自王恒杰:《迪庆藏族社会史》,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5年,第235—236页。

回窜川边石达,被顺势追击而来的滇、边、川联军合围,至九月二十八日,经十天连续奋战,叛军被彻底击垮,吴俣带58人向滇军投降,张占标趁乱逃走。① 十月初七日,张占标在川边通甸被边军擒获。②至此,历时近两个月的定乡兵变被彻底剿灭。此次兵变,前后有巴塘三哨、稻城两哨官兵卷入叛乱,涉及兵勇众多,占据中甸城20余日,最终在滇、边、川三地动用重兵联合打击下方才平息。对于此次滇、边、川联合出兵平叛,赵尔丰向朝廷进行了详细禀报:“此次叛兵窜扰云南,合川、滇、边三方兵力,始得迅速捕灭,不致蔓延,酿成大患,边军等系办本军之事,自应毋庸给奖。惟川、滇将弁迭次苦战,驰驱追剿,卒获首逆,不无微劳足录,合无仰恳天恩,谕饬各该督臣,择尤保奖,以示鼓励。”③ 这确实是清末川滇边事中较大规模的一次军事行动,仅在石达一役中,边军叛兵被击毙60名,滇、川、边联军阵亡15名,伤36名。④ 财产损失亦属不菲,据宣统三年正月二十日赵尔丰给朝廷的奏折,仅川边定乡一地被叛兵劫掠一空的存储征粮变价银两,就达15385两左右。⑤

得荣兵变。宣统三年十月十六日,哨弁刘志连、曾炳南等牵头,驻得荣30余名士兵发动叛乱,抢劫得荣粮署公物钱粮。得荣委员丁成信一面汇报兵变情形,一面“仍命夷民将过滇溜索砍断,寄信云南文武员弁拨兵防堵”。⑥兵变引起得荣地方喇嘛和百姓的惊惶,为求自保,当地民众不仅将得荣委员拘禁扣押作为人质以震慑叛兵,而且在浪藏寺准备齐集后,向叛兵主动发动攻击,激战中领头的刘志连被喇嘛打死,寡不敌众的叛兵只好四散溃逃,十月二十八日,兵变基本平息。⑦此次兵变因规模小,波及少,并未如前两次一样造成川滇边区的大震动,其影响也自难与前两次相比。但这毕竟也是清末川滇边务中的三次兵变之一,“而关外三次兵变俱在左营,伊等实恃定乡、稻城、得荣等处与滇相接,与巴塘信息稽延,故见惯习惯,敢于如此”,⑧ 亲历此次兵变的丁成信的这番话,确实点出了三次兵变的共性,即主要是靠近滇边一带驻扎的左营官兵,而且哗变窜逃方向也都是滇边,显露了川滇边区动乱易于波及的实情;而川、滇、边三方合力协防迅速平息哗变,对于维护边区稳定、保障川边改革顺利推进起到了积极作用,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基于川滇联动,合力推进川滇边务改革的必要性。

(三)联合应对中缅北段界务危机

1910年12月底,英军悍然入侵云南片马地区;1911年1月初占领片马。一时间,“滇边阽


① 《云南统领李德泳、四川统领董南斌、凤山会禀于石达地方攻剿叛勇情形》,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辑组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第788—790页。

② 《凤山、董南斌会禀拿获叛兵首领张占标等情形》,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辑组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第794—795页。

③ 《审明定乡兵变起事情形折》,吴丰培编:《赵尔丰川边奏牍》,第147页。

④ 《云南统领李德泳、四川统领董南斌、凤山会禀于石达地方攻剿叛勇情形》,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辑组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第788—790页。

⑤ 《定乡兵变劫去征粮变价银两请饬部立案准销片》,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辑组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第844页。

⑥ 《得荣委员丁成信详报顾占文得荣兵变情形》,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辑组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第1131—1132页。

⑦ 《得荣委员丁成信详报顾占文得荣兵变情形》,并见《边务收支局详报顾占文得荣兵变请委员驰往安抚》,均载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辑组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第

1130—1135页。

⑧ 《得荣委员丁成信详报顾占文得荣兵变情形》,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辑组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第1133页。

危,摇动大局”,①举国关注,舆论沸腾,纷纷要求清政府出兵收复失地。然而唯恐进退失据的清廷,于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电寄云贵总督李经羲,只是要求他“审时度势,究未便轻启兵端。应由该督饬地方文武,妥慎防维,勿任鲁莽偾事。一面镇抚汉、夷,免生惊扰并著外务部磋商办理,以维边局”,②滇省边防压力陡然倍增。李经羲自上任以来,一直强调联络西南诸省协助滇防的必要性:“滇省三面临江,强邻窥伺,非联络西南诸省,厚集人力财力,整饬军防,不足以撑持危局。”③而此时,邻近省份之中,藏中局势依然危急,广西鞭长莫及,考虑到川滇边区紧邻滇缅边境北段,川滇边务在赵尔丰治理下已初见成效,边军军力雄厚,于是李经羲一边饬令李根源等人易服前往高黎贡山以西地区,勘测山川地貌,侦察英军的驻防情况,为尔后收复失土预做准备;④一边求助于川滇边务大臣和川督。

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川督赵尔巽将李经羲请求在勘界等方面予以协助的电文转给赵尔丰,电文言辞恳切,期望良多,“边事危急,蒙拯救拨协,感佩公志,仍恳从速。滇为恃协贫瞿政策,谋边为急。……案查滇缅界务,系属中英国界,英缅目的注重打通印缅,穿插藏地,关系至巨,非仅滇边。……疆臣责在守土,彼欲太奢,事关全界,断非滇省所敢妄主。……川滇唇齿,此事相关倍切,尤望次帅速赐教示,簇电佥祷”。⑤ 此外,李经羲在专门给赵尔丰的电文中特别请求其派边军南下,进至高黎贡山一线,以阻止英军进一步行动,减轻云南边界的压力,“今季帅兵至桑昂曲宗,如南寻缅界,横断高黎贡山脉,使彼无所藉口,俾滇从容同谋一辙,以作犄角之势”。⑥对藏东南及滇缅边界问题一直关注的赵尔丰在得到李经羲电文后,很快于宣统三年正月回电:“滇缅界址,英执高黎贡岭为紫线,查此山与冬拉冈里岭同一山脉,以西为桑昂曲宗、杂瑜、波密、工布等处,已收为国有,犹非瓯脱之地。遵电已派人前往近缅甸之处勘查界址,俟图成后再为电达。”⑦赵尔丰也对滇缅勘界边务特别是片马问题颇为关注,几乎在同一时间发给川督赵尔巽有关西藏波密的电文中,表示深深的忧虑:“查英人前年侵藏,今又侵滇,系择其有利者是图,以为蚕食之计。片马不守,与藏不同,盖藏穷苦,地方辽阔,英人得之虽易,利之艰难。片马富庶,且近腾永,仲帅抗争迟之,早无防备,万难收回。”⑧ 鉴于西藏察隅等地“自滇缅划界,英指高黎贡山脉以西为瓯脱之地,今我不取,西藏万难扼守”,因此早在宣统二年十二月,赵尔丰就已派边军右营管带程凤翔,“先据桑昂以分宾主之势,俾使英人无所借口,树我藩屏,以纾民困,犹非拓土辟疆之举”,⑨开展了积极应对。

为了更好探查边境情况并安抚地方民众,宣统三年六月二十一日,应李经羲请求,赵尔丰委派原滇边阿墩子弹压委员、新任川边科麦县(今西藏察隅县)知事夏瑚前往滇缅北段未定界


① 《宣统政纪》卷50,宣统三年三月上辛丑条,《清实录》第60册,第891页。

② 《宣统政纪》卷47,宣统二年十二月下壬辰条,《清实录》第60册,第842页。

③ 《宣统政纪》卷32,宣统二年二月下甲午条,《清实录》第60册,第564页。

④ 李根源:《永昌府文征》卷25《滇西兵要界务图注抄》,昆明:云南出版集团、云南美术出版社、晨光出版社,2008年,第3720页。

⑤ 《赵尔巽致电赵尔丰准云贵总督李经羲电陈滇缅界务关系边、藏》,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辑组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第832—833页。

⑥ 《滇督李经羲因划线事致赵尔丰电》,平措次仁、陈家琎编:《西藏地方志资料集成》,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7年,第2集,第19页。

⑦ 《致滇督李经羲已派员往近缅处勘界电》,吴丰培编:《赵尔丰川边奏牍》,第496页。

⑧ 《致川督英藏新订条约不致以滇督界务相牵涉波密宜早收电》,吴丰培编:《赵尔丰川边奏牍》,第496页。

⑨ 《收复桑昂曲宗等地设官分治并请奖出力人员弁折》,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辑组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第834页。

的野人山一带查勘山川形势,绘图查界,宣慰边民,以备设治。夏瑚在阿墩子弹压委员任内,曾深入怒江、独龙江一带游历考察,其足迹远至今缅北葡萄等地,沿途安抚民众,争取民心,对滇缅边务情况探悉甚详,回到阿墩子后著有《怒俅边隘详情》,成为了解怒江、独龙江流域及滇缅北段未定界地区的重要历史文献。①此次夏瑚一行赴察隅,由科麦启程,沿察隅河一路南行经过察隅、压必曲龚,然后转西北来到原梯龚拉、甲穹、木牛甲卜、且菇、妥坝等地,再由妥坝东北行折返科麦。②夏瑚等人从1911年7月16日出发到11月28日返回,历时四个多月,在中缅印交角的野人山一带宣抚慰问,穿越深山峡谷,查勘山川形势,摸底风土人情,委官任命,安抚民心,争取民意,为巩固西南边防起到了积极作用。片马事件后李经羲和赵尔丰在滇缅北段未定界地区勘界问题上的合作应对,起到了彼此提醒和相互支援的作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川滇边区联防的作用和贡献。

四、 川滇边务的地位和作用

关于清末川滇边务的地位和作用,我们认为还有几个重要问题有做进一步澄清和诠释的必要。

(一)清末川滇边区的联防和联治,不仅有其名也有其实,是川滇边务的有机组成部分

川滇边务大臣的设置和川边改流,是清末应对西藏危机的重大举措,不仅有利于巩固国防、抵御外辱,而且对西藏及康区的历史走向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后世学者对赵尔丰及其主导的川边改革予以高度评价和持续关注,清末川边改流也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专题。但是相较于对川边改流和赵尔丰治边的丰硕研究,以川滇边区为对象的清末川滇边务问题却尚未有学者进行系统梳理。事实上,从以上整理的相关情况来看,清末以来围绕“固川保藏”、“筹边援藏”战略的讨论与筹划,川滇边区间的联防与联治始终是其中重要一环;赵尔丰就任川滇边务大臣后,根据清廷的战略布局,从设官、巡防、屯田等多个方面对川滇边区的整体治理进行了规划和设计。在全力推进川边改流进程中,边军左营三次哗变,特别是前两次大规模哗变,川滇防务压力遽增,但在川滇之间有效联防中得以很快平息,稳定了边区局势。在英军悍然入侵滇西片马、引发滇缅北段界务严重危机之时,得益于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的有力支持,滇省和川边协同联动,一定程度上扼制了英军在滇缅北段野山人一带的扩张。在这些实质性的川滇边区事务处理过程中,滇、边、川之间声气相通、互为支持,共同推进川滇边区的联防与联治,有力协助了川边改革的顺利推进,协同巩固了西南边境国防。因此,清末川边新政推进过程中,川滇边务大臣不仅有其名,也有其实,在清末川藏边务和川边改流研究中不应忽视。

(二)清末川滇边务大臣设置以“声气相通,联为一致”③ 的联治与联防为指向,但实际运行的主要特征是联防

晚清西南边疆危机由马嘉理事件开始加速,逐渐从滇边波及藏边和川边,1888年英军入侵


① 具体情况详见夏瑚:《怒俅边隘详情》,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12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46—167页。

② 《夏瑚日记》,收录于刘赞廷《西南野人山归流记》中,平措次仁、陈家琎编:《西藏地方志资料集成》第2集,第20—30页。

③ 《川滇边务请划清办事权限折》,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辑组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第176—177页。

西藏后,藏边危机又逐渐向川边和滇边扩散,川滇藏毗连地区成为多重边疆危机冲击影响的叠合地带。从四川地方官员到清廷,对于该区域重要性的认识也逐渐随着边疆危机的不断深化而调整。从“固川保藏”到“筹边援藏”,再到川滇边务大臣的设置,其间一直贯穿着省际联防协力支持的治理思路。而川滇边务大臣的设置,其名称已明确显示出突破省际畛域,从加强川滇边区的联防逐渐演化为通过川滇边区的独立建制,打通阻碍川藏、滇藏间交通交流梗阻,以达聚合川滇边区之力支援治藏之目的。简言之,其实就是川滇边区由联防逐渐升级为联治,再以联治推动联防,从而有效支持“筹边援藏”的实现。从光绪三十二年六月下旨任命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到宣统三年十一月赵尔丰被杀于成都,五年多的时间里,虽然清廷屡屡下诏要求滇督、川督、边务大臣同力维持,但是在川滇边务治理思路上的这一转变,却始终没有真正落实到将中甸、维西等赵尔丰所要求的滇边之地划归边务大臣管辖的层面上来。光绪三十四年三月,赵尔丰在川边改革取得一定成效后,再次向清廷提出川滇边务划清办事权的申请:“窃维时艰日迫,边务方殷,朝廷厪注西陲,不忘远略,特于川滇两界增设重臣,期以慎固藩篱,修明政治。……拟由川滇两省督臣先将界限划清,其归入边务大臣一部者,既地因受辖,而事可权宜于一时,抑才果相需,而用能操纵之在我。设遇重要,仍应咨商,期济和衷,共维大局。”① 可惜因时局和治边能力的变化,清廷依然未能做出明确的回应和具体的支持。当然,结合具体的历史情境,设置川滇边务大臣,已是清廷在治理边区乱局中行政体制的重大改革,短时内贸然再进行川边和滇边行政管理边界的调整显然不利于川边改土归流。因此川滇边区的联治,虽然在边务改革中将巴塘的巴拉、色葱、依里三个村落由川属变更为滇属,但联治的实质性内容仅局限于此。对此任乃强曾有所议论:“清末命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其经营范围,实包括川边和滇边二部。顾赵为避免川滇之误会起见,竟未过问中维事务,只用全力于乃兄主权之川边。其后傅嵩炑请建西康行省,亦未将维西地界列入。”② 正如任先生所指出,川滇边区联治更多呈现为设计和规划,对于滇边的治理改革实务则较少触及。简言之,川滇边务大臣的联治实际是以川滇之间在应对边区变乱、滇缅界务危机等边务突发事件时的联防为其实,并未体现出川滇边区“联为一致”的整体性治理风貌。这是清末川滇边务的运行特征,也是后世主要以川边新政或是川边改革来描述的客观原因所在。相较于轰轰烈烈、疾风骤雨般的川边全面改革,川滇边区边务治理确因并非重点而容易被忽视,但是川边与滇边之间联防的开展,对于清除边军内乱、稳定川边局势、策应川边改革、巩固西南防务同样具有积极作用,以联防为主线的边务治理应作为清末川滇边务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设置川滇边务大臣是清廷在治藏问题上统筹川滇“协力维持”联防战略的延续和继承

对于当年清廷设置边务大臣为何以川滇边务为名,清末代理边务大臣傅嵩炑在《西康建省记》中特别解释说:“康地在川滇之边,故名曰督办川滇边务大臣。”③冯明珠在《中英西藏交涉与川藏边情》一书中谈到清廷委任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负责筹划经营川滇时,认为“所谓 ‘川滇’,即本书所言‘川边’”。④虽名以川滇边务大臣,但实际以川边代指川滇,基本不论及滇边,冯先生的这个观感在清末川滇边务研究中较具代表性和共识性。邹立波认为“川滇边务


① 《川滇边务请划清办事权限折》,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辑组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第176—177页。

② 任乃强:《西康图经·境域篇》,南京:新亚细亚学会,1933年,第186页。

③ 傅嵩炑编纂:《西康建省记》,成都:公记印刷公司,1912年,第3—4页。

④ 冯明珠:《中英西藏交涉与川藏边情:1774—1925》,第16页。

大臣经理‘滇边’只徒具虚名,所辖‘川边’实局限于雅州府旧管口外各土司地方(以今甘孜州为主)”,进而指出“‘川边’名称的政治意义集中反映在‘川滇边务大臣’的行政称谓上,或多或少迎合了川藏疆臣对建省过渡时期地理名称的需求”。①从傅嵩炑到冯明珠和邹立波,对于川滇边务大臣之名由来的认识,更多立足于边区改革在川边的实际推动,这无可厚非。但我们认为川滇边务大臣的设置,虽然其实际边政改革以川边为主,基本不触及滇边,但其设置并不是单纯的地理区位因素使然。清廷名之曰“川滇边务”,而没有命名为“川藏边务”或“康务”,是基于川滇藏安防一体的考虑,希望通过以滇助川和以滇辅边,充分发挥川滇联动之合力,实现川滇边区的有效治理,加快川滇边区这个“筹边援藏”前进基地的建设经营以推进西藏危机的解决。所以,并非只是单纯因为地缘关系而名曰“川滇边务”,而是内含清廷面对滇藏边疆危局,在川滇边区治理上一直强调的“川、滇督抚统筹全局,同力维持”②这一川滇联动治藏战略的继承与延续,也是“在外敌入侵造成西南边疆危机空前之际,清廷更加正视西藏与四川、云南等的地缘关系,初步确立起了治藏与加强整个西南边疆安全紧密相连的战略思维”。③

事实上,有清一代在西藏治理上,一直比较重视川滇联动以协力治藏。康熙五十六年十月,在即将派大军前往西藏平定准噶尔部动乱之际,康熙帝专门下诏,要求统筹考虑川滇边区的联防问题。在具体平乱过程中,滇省满汉官兵3000名和丽江土兵500名会同川军等入藏,共同平定西藏乱局。④其后,滇兵协同川兵,成为驻扎防守西藏及川边的重要力量。雍正六年十一月,办理藏务吏部尚书查郎阿等遵旨复奏称:“云南进藏兵三千名,于罗隆宗留兵二千名,叉木多留兵一千名。”⑤乾隆五十六年(1791)九月,为尽早驱逐入侵西藏的廓尔喀人,乾隆帝在统筹战防布局时特别回顾了康雍两朝用兵西藏时川滇联动的历史情境:“从前康熙五十七、八、九等年,雍正六年,俱曾出师西藏。调派滇省兵丁,即系由维西一路,出巴塘赴藏。所有粮运事宜,均有办定章程,川省、滇省旧案自尚齐全。”⑥ 在治藏问题上重视川滇联动的传统由此可见。当年十月,乾隆下达“催调滇兵,迅速赴藏。现在檄催武定、曲寻二营及鹤丽、维西等营兵丁,分起派拨出口”⑦的谕令,要求滇兵协同川兵赴后藏平定廓尔喀入侵之敌。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在川督鹿传霖等人会商如何保川图藏时,光绪帝也特别嘱咐要求鹿传霖等“悉心筹画,并查明由滇通藏道路,斟酌妥办”,⑧体现出川滇联动治藏的整体思路。其后,随着西藏危机不断升级,清廷进一步加深了川滇合力推进筹边援藏的认识。光绪二十五年七月,清廷谕令:“藏卫为川、滇屏蔽,应如何未雨绸缪,豫为防范之处,并著奎俊、崧蕃、丁振铎统筹全局,协力维持。勿得稍存观望,以期外绥藩服,内固边防。”⑨光绪三十年八月,在筹边援藏战略下推进藏边及其周边省区毗邻地区的联治联防成为清廷具体的治边之策,并做出了相应的具体部署:“所有西藏


① 邹立波:《边疆地理名称与晚清川藏边务———以“川边”、“西康”概念为考察中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8年第1期。

② 《清德宗实录》卷448,光绪二十五年七月庚戌条,《清实录》第57册,第902页。

③ 陈鹏辉:《从重西北到重西南:清朝围绕治藏的筹边方略》,《中国藏学》2018年第3期。

④ 《清圣祖实录》卷287,康熙五十九年三月己丑条,《清实录》第6册,第800页。

⑤ 《清世宗实录》卷75,雍正六年十一月己巳条,《清实录》第7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119页。

⑥ 《清高宗实录》卷1387,乾隆五十六年九月庚子条,《清实录》第26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29页。

⑦ 《清高宗实录》卷1389,乾隆五十六年十月丁巳条,《清实录》第26册,第647页。

⑧ 《清德宗实录》卷394,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己巳条,《清实录》第57册,第135页。

⑨ 《清德宗实录》卷448,光绪二十五年七月庚戌条,《清实录》第57册,第902页。

各边,东南至四川、云南界一带,著凤全认真经理;北至青海界一带,著延祉认真经理。”① 在这个谕令中,清廷明确要求凤全统筹考虑西藏东南与川滇边区的整体治理问题。其后,就在任命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的上谕中,清廷还特别要求川督锡良和云贵总督丁振铎予以竭诚配合:

“该大臣应驻何处,方为呼应灵通?及所有未尽事宜,并应需经费,著锡良、丁振铎会同赵尔丰通盘筹画,详晰具奏。该督等身任地方,责无旁贷,该大臣膺此重寄,尤当不负委任。务各竭诚和衷,认真经理,用副朝廷惓念边陲之至意。”② 由以上从康熙到光绪的历代帝王旨令中,我们可以明确看到清廷在西藏问题上一直因袭川滇联动治藏的传统思路,而光绪朝由于藏局危机加深,清廷的这一历史传统在筹边援藏战略下逐渐细化调整为直接推动滇边和川边的协同联治和联防。因此,川滇边务大臣的设置,并非仅仅是因为地理因素,而是清廷重视川滇联动治藏思路的延续、继承和突破,其核心是川滇合力、相互支持促成边区有效治理以支援西藏。

(四)关于清末川滇边务中滇省参与和作用影响有限的问题

上述考察表明,在川滇边区联治联防问题及川滇边务大臣的设置上,基本都是川省官员主导议论和推动开展,与此相对应,滇省官员更多表现为被动参与。丁宝桢、鹿传霖、锡良、赵尔巽、赵尔丰等川省官员,在如何“固川保藏”、“筹边援藏”等问题上都有主动议及,在川滇边区联防联治上也建议颇多,川滇边务大臣设置更是由下而上,由川省官员力主推动而成。与之相对,在藏边危机频频冲击滇西北安防,治理藏中危机同样亟需发挥滇省作用之时,滇省官员不仅在治藏问题上议论较少,而且在川滇边区建设上的讨论也暂付阙如。即使锡良转任云贵总督之后,根据《锡良遗稿·奏稿》,其在滇省任内242件奏折中也基本都是滇事应对之策,鲜有筹边治藏之论。③这一情况的出现,与清前期、民国初年滇省官员积极主动要求参与藏事希望达成“以滇援藏”相比,形成明显落差。清末川滇边务开展中滇边参与有限,作用发挥不明显,究其缘由,并非滇省官员不愿关心藏务,主要还是晚清以来滇省作为边疆大省,同时面临着英、法等列强的侵略,省内又是变乱频发、灾害连连,内外交迫、困局横生,自身难保之际难以兼顾藏务。就连锡良这个主持平息川边巴塘等地动乱之干臣,面对滇省事务之艰巨,就任不久也不得不发出“滇事之艰巨,有非奴才庸陋所能胜任。……今滇疆情势实有不同,不得不迫切呼吁,幸惟圣明鉴此愚衷”④ 的感慨。继任锡良的末代滇督李经羲也曾就当时滇省局势之艰困感慨:“滇为恃协贫瞿政策,谋边为急。近年一困新政,再困禁烟,匪乱叠起,饷械万窘。经羲屡陈边备,疏章盈雨,呼吁已穷,竭蹶支持,久在洞鉴。一旦衅变突起,又当饥民风潮正炽,人心桢迫,奸宄环伺,求靖内讧已难,经羲即以身殉,奚补万一。”⑤ 因此,清末云南在自身危机重重的情况下,滇省官员面对清廷要求与川省同力维持参与藏务的要求,即使有心为之,但因身处时局困境,只能是力不从心。这是晚清时局使然,也是滇省实力使然。但是,我们也不得不看到,清末滇省的被动参与和反应,不仅制约了清末川边改革中滇省作用的发挥,对民国时期滇省在治藏问题上作用的发挥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定负面影响。


① 《清德宗实录》卷534,光绪三十年八月庚午条,《清实录》第59册,第117页。

② 《清德宗实录》卷562,光绪三十二年七月戊戌条,《清实录》第59册,第433页。

③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工具书组整理:《锡良遗稿·奏稿》,第2册,第661—882页。

④ 《滇省应办事宜大概情形折》,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工具书组整理:《锡良遗稿·奏稿》,第2册,第663页。

⑤ 《赵尔巽致电赵尔丰准云贵总督李经羲电陈滇缅界务关系边、藏》,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辑组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第832页。

1912年9月26日,民国政府国务院撤销了川滇边务的名称,直接改称为川边,并以尹昌衡兼任镇守使:“至拟设边藏镇抚府一节,前本有改旧制川滇边务大臣为川西镇边使之议,刻下藏事磋商,尚未解决,应名为川边镇抚使,已有任命。”① 从川滇边务大臣到川西镇边使,表面看是新时代的地方改制,其实质却并非只是名称的简单改换。正如任乃强所言:“民国以来,遂正名其地为川边特别区域,义与滇边无涉。”②川滇边务从清代“川滇协力维持”到民国初年“尹督自任专办,筹兵筹款,皆由该督经营,滇自不必与争”③的转变,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我们认为也与清末川滇边务中川滇两省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有一定关系。通过以川省官员为主推动的川滇边务大臣设置和川边改革的推进,川省在西藏治理问题上的作用和影响力得到空前提升,而滇省官员在对直接牵涉滇边这个重大问题上的被动参与和集体失语,使得滇省在协川治藏上的作用和影响大不如前,甚至被忽视。而在治藏及川边问题上滇省力量被排挤和压制,川滇联防联动以稳藏治藏的历史传统被弱化和背离,其影响显而易见:一是影响了民国元年西征军乘胜前进,川滇双方不再可能合力进逼拉萨、控制西藏,致使民国中央政府在当时难以震慑西藏上层分裂势力;④但更为关键一点是,1917年以后的数次康藏冲突中,面对藏军来势汹汹的进攻,独力支撑的川边军队损失惨重,川藏一线一时陷于极大被动,这与缺乏来自滇省和滇军在侧翼的辅助和保护不无关系。有关民国时期川滇边区联防问题我们将另文专门探讨,但是民国时人陈启图在总结民元以来川边治理的经验得失时,认为川滇未能联防合力,是民元以来川边局势不靖、治理困难的重要原因,“向使川滇不构怨,得盖殷之志愿,边疆之治理,盖可翘企以俟者也”,⑤明确点明了川滇协力的重要性,值得我们鉴思。

结  论

从清末川滇边区之间联防联治的议论到川滇边务大臣的设置,再到改流过程中川滇边事的应对,川滇边区边务一直作为川藏边务和川边改流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存在,是服务于“固川保藏”和“筹边援藏”战略下推进川藏边务和川边治理的连带产物,由此深深烙上“川滇协力” 和“以滇协川”的历史印记。我们以清末川滇边区的联防和联治为名来梳理这段较少被关注和研究的历史,并非是要强调川滇边区边务的独立性,而是为了廓清清末川滇边务在川滇边区推进实施的具体过程及其影响。实际上,只有在“川滇联防、以滇协川”的格局中审视和考察川滇边务,才符合历史情境,也才能客观认识其定位和影响。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看到,川边改流过程中边军哗变在滇省的联防协助下得以很快平息,有力支援了川边改革的顺利推进,证明清廷在川滇边务大臣设置上有一定前瞻性,可见清廷对于川滇边区之间因地缘、族缘和宗教渊源形成的特殊共振关系,有相对清醒的认识和筹谋。


① 《国务院电尹昌衡应遵迭次电令暂勿深入并定名为川边镇抚使》,吴丰培辑:《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5页。

② 任乃强:《西康图经·境域篇》,第186页。

③ 《国务院电蔡锷川边军务由尹督专任滇自不必与争》,吴丰培辑:《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第65页。

④ 孙宏年:《民国初年滇、川、藏之间关系及其影响:以西藏治理和西南边疆稳固为中心》,《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⑤ 陈启图:《廿年来康政得失概要》,赵心愚、秦和平主编:《清季民国康区藏族文献辑要》,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年,上册,第214页。

川滇边务与川藏边务彼此影响,因而需要正确认识川滇藏安防一体格局下的互动关系。清末赵尔丰的川边改革既有滇省力量的参与和支持,也离不开西藏在联豫等人经营下保持相对稳定的环境,从此角度出发,川边改流可以说是在清廷统筹之下川滇藏省际协同和支持下完成的。因此,川滇藏三地的边务治理,不能囿于一省一地之利,想要一省独力维系更不可能。但对于川滇藏三地边务而言,其中尤以西藏危机影响最重、关系最大。近代川边和藏边危机,在滇边发生马嘉理事件后逐渐加速,更因英军两次入侵西藏全面激化。民国初年国家对西藏局势一度失控,更是直接引发了川滇藏边区的动乱。因此,西藏安危直接决定川滇藏边区的稳定。“治藏必先安康”是清末西藏危机不断加深下的必然之策,但是这一政策的开展程度依然取决于西藏危机的变化,更多体现为服务于特殊时期西藏治理需求的地方性价值和意义。光绪三十四年二月,清廷在委任赵尔丰为驻藏办事大臣的旨令中指出:“西藏为川滇屏蔽,藏务即是边务,如西藏布置完固,川滇边务自可松简。”①“自可松简”这个形象说法,既强调了川滇藏安防一体的必要性,也为西藏治理对于川滇边务问题的决定性影响作了生动注解,突出显示了“治国先治边、治边先稳藏”这个历史经验总结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同时,从清末川滇藏边区的治理情况看,无论是川边、藏边还是滇边,无论是“治藏”还是“安康”,都离不开川滇藏安防一体下的联动与协同,因此在边疆治理一盘棋的格局中,既需要整体统筹,也需要特别细致地把握不同省域在治边中的地位和作用。


① 《清德宗实录》卷587,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乙丑条,《清实录》第59册,第7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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